“新生代浙商面臨的不僅是從父輩手中接過企業的責任，更是如何從‘商人群體’進化為‘企業家群體’的歷史使命。”9月4日，財經學者、浙江工商大學戰略企業家學院特聘院長胡宏偉說。

當日，他在杭州舉行的民營經濟大講堂之新時代、新生代、新浙商座談會上表示，新生代浙商時代已經來臨。

9月4日，胡宏偉在民營經濟大講堂之新時代、新生代、新浙商座談會上進行分享。

王剛 攝

民營經濟歷來是浙江經濟的最大特色和最大優勢。截至2024年底，浙江民營企業在冊總量達350.53萬家，占企業經營主體總量的92.06%。

隨著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演進，越來越多新生代浙商走向“臺前”、挑起大梁。

在胡宏偉看來，浙商發展有三個周期，生命周期、文化周期和產業周期，“從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到今天的青年企業家群體，這是一種生命周期的迭代。”

9月4日，民營經濟大講堂之新時代、新生代、新浙商座談會在杭州舉行。　王剛 攝

他解釋道，浙江改革開放47年的發展歷程可概括為三個關鍵詞，20世紀80年代的“溫州模式”、20世紀90年代的“義烏經驗”和21世紀的“杭州現象”。譬如，“溫州模式”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關鍵的三個問題——什么是產權明晰的民營企業？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？在這兩者基礎上，如何激發千百萬人的創造力？

第一代浙商最值得傳承的是什么？

胡宏偉認為有三點值得傳承，著名的“四千精神”、深厚的家國情懷以及做時代和時間朋友的智慧。

“‘四千精神’本質上是一種從貧困出發的絕地反擊。”胡宏偉解釋說，“彼時，南部浙江的困難程度遠遠超過浙江北部，為此福建人的愛拼才會贏和浙江南部地區的‘四千精神’是山水相連的。”

對于老一代企業家，胡宏偉用“方向比方法更重要”來概括他們的智慧。他認為，偉大的企業家往往更愿意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，并具備對抗時間的能力。

胡宏偉將新生代代際傳承分為1.0和2.0兩個階段。2003年至2005年前后的“1.0階段”，他們面臨的是能否走出傳統主義“陷阱”的質疑。

“當下這一輪是2.0階段。”胡宏偉強調，這一輪和1.0階段的根本區別在于“技術力量”。

他以“杭州六小龍”為例指出，新一代浙商是數字時代的原住民，不僅擁有數字經濟的技術，更擁有數字思維的護城河。這種技術基因使得他們能夠站在全球視野下參與競爭。

談到浙江為何能不斷培育出優秀企業家，胡宏偉認為可以從杭州的營商環境理念進行探討。

為什么大家愿意來杭州？胡宏偉直言，因為杭州尊重“人”，這里的人指的是普通人，而非“人才”概念。

“杭州市政府提出‘有求必應，無事不擾’。各地政府來學習，比較容易學到‘有求必應’，但最難學到的是‘無事不擾’。”胡宏偉分析道，只有在“無事不擾”的基礎上做到“有求必應”，才是真正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治準則。這種政府對市場邊界的準確把握，為民營企業提供了健康成長的空間。

對于新生代浙商的未來，胡宏偉認為，要向“科學家型企業家”邁進。

“青年企業家群體已經很好地實現了技術迭代，那么他們能不能在技術迭代的基礎上，推動理念迭代、精神迭代，從‘商人群體’進化為‘企業家群體’？”胡宏偉表示，企業家與商人有根本區別，商人研究的是人和人的關系，企業家研究的是人和自然的關系，推動的是生產力發展、科技發展。

胡宏偉引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分析，第一代企業家從底層需求出發，追求安全和財富積累，而新生代企業家需要向愛與歸屬、社會尊重和社會價值自我實現等更高層次邁進。

據悉，本期民營經濟大講堂由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、浙江工商大學、浙商總會主辦，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、浙江人文經濟研究院、浙江省青年企業家協會、浙江長三角資本研究院協辦，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新聞發展中心、浙商總會新媒體委員會、浙江工商大學戰略企業家學院、浙商總會金融服務委員會承辦。